也许每个人和他的名字之间都有一段纠缠一生的故事，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小学三年级之前我根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只能偷工减料，用两个笔划简单得多的同音字代替。三年级之后为了显摆自己识文断字的本事，我开始不厌其烦地坚持奉行实名制，但这却给别人出了难题，因为从老师到同学很少有人能把这两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字都念准。这种情况甚至到进了大学还是一样，我曾经暗地里把能否念对我的名字当作对一个人学识的判断标准。

到了美国，汉字改成了拼音，这个名字却显得更加佶屈聱牙，讲英语的人对像“xiao”这样以X开头的词一般是手足无措，更固执的认为qing这个拼写只有变成“quing”看起来才像个样子，于是我的名字从发音到拼写都演变出众多版本，害得我每次认识一个新朋友都要给他们上一堂免费的中文课。

即使这样，我还是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它像所有的中国名字一样，不仅有玲珑的造型，还可以讲出意义来，这个意义里又可以读出父母的期待、个人成长的座标和时代的雪泥鸿爪，有如一粒沙中折射出一个世界。

中国名字兼备了这些特点，往往让美国人既困惑又羡慕——英语里的名字可变不出这么多花样。美国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移民，因而姓氏千奇百怪，但姓氏是祖宗定好的规矩，除非是出了像麦道夫这样的让家族蒙羞的败类，子肆们一般也无权动什么手脚。

而名字虽然属于可自行调配的物资，其实灵活度也非常有限。大部分英文名字都来自《圣经》里的史徒，或干脆在自己的祖父、父亲或其它长辈的名字后面加个二世、三世沿袭下来。即使稍有个性的父母，想给孩子起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也不过是像球星贝克汉姆的儿子布鲁克林（Brooklyn，纽约市的一个区名）或影星Gwyneth Paltrow的女儿苹果（Apple）这样把现成的词挪用过来，最多是在一个选择的过程中扩大了选项的范围，却完全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参与的份儿。

我一直觉得美国人张扬个性的价值观可能与这种取名方式有很大关系，现成的名字再多也是有限的，在同一座城市里难免出现成千个约翰和上万个玛丽，每个人只能拼尽一生来证明自己不是当年的老约翰，也不是邻居家的小玛丽。

这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外常常为有个中文名字而得意而中国人取洋名时却难免经历一番心理挣扎，除了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样的祖训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很市侩的原因——用一个有内涵的名字换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远远不如用后者换前者显得划算。

不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一个同样的关于姓名的悖论——它是你的，却不容你决定，它跟你如影随形，但却是为了方便别人，它和你一起诞生，但却不会和你一起终了，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它或者和你的墓碑一起淹没于荒草，或者留在史册上任世人评说。

也正因如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姓名其实从来就不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而是被看作社会秩序的一个部分，起名字也根本不可能随心所欲。在法国、德国、西班牙、丹麦这些欧洲国家，父母必须从政府认可的名单上给孩子取名。前年新西兰的法庭要求一个名为“在夏威夷玩呼啦圈的图鲁拉”(Talula Does the Hula from Hawaii) 的9岁女孩的父母为她改名，因为这个怪异的名字给孩子招来太多的嘲笑。去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蛋糕店拒绝为三岁男孩“希特勒”制作生日蛋糕，这件事被媒体传开后，这个没吃到蛋糕的可怜的孩子还被儿童局带走了，他的爹妈因为给孩子取了这么个名字而涉嫌虐待儿童。

这些让中国语委计划推出的正字表显得并不是那么面目可憎，即使按照计划，今后所有的中国名字都必须取自这张表，这8000个汉字排列组合中变幻出的广阔空间也足够生活在26个英文字母中的人们艳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