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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和国家的三重面相

2021-10-01 08:17:44   灵睿居士

 哲学总是抱有宏大的企图,希求说明当下的社会和世界。即使是拒斥宏大叙事的哲学派别,依然难免关乎社会和世界的总体解说。这不是哲学的过错,而是哲学的本性使然。在当代中国,哲学思考总是关乎中国的思考,即使我们探究的是古希腊的某个文本、某个概念、某个命题,即使我们沉思的是纯粹的形而上学议题,行文间不曾笔墨于当下生活的启示,“中国”作为思考得以展开的背景、语境和场景,总是在悄无声息、毅然决然地发挥作用。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所置身的处境不能不有明确的体认和指认。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否自觉、是否愿意,人都不能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可以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即使是种地、做工、打球之类的技术问题也都被转化为政治问题。遇到困难时,翻阅领袖人物的经典著作,寄望于从中寻求方法论的乃至精神的指导。从技术到政治再到所谓哲学的方法论,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想特点。这样的思考,必然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必然是教条主义,它不是呼唤思想及思想的展开和深入,而是在思想之前,一切就被僵固了。既然连思想都不复存在,哲学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

思想解放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没有谁否认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然而,在此前的生活中,这个标准并未完全发挥应有作用。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才焕发出青春和活力。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层面看,20世纪80年代和之前的时期明显的一脉相承,主体的解放依然强有力地受到主导意识形态的规划和制约。然而,主导意识形态所呼吁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使得教条不复有存身之地。因而,我们不妨把80年代的个体视作“思想者”,政治的“思想者”或思想的“政治者”。

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展开,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常常被指认为“经济人”,个体之间的一切交往都被视作市场行为,爱情、友情、亲情都可以转化为市场交易问题。最初一些时候,和应用学科相比,哲学似乎显得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转瞬之间,经济的哲学应运而生。市场的确具有转移乾坤的作用,在市场的逻辑展开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显学,哲学和伦理学的存在依据就在于成为经济学的哲学或法学的伦理学。哲学思考因此具有金子般的分量。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文化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哲学脱颖而出。文化哲学必然伴随着政治哲学,借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属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但政治哲学的盛行,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都要成为“政治人”,而是使得“文化”具有公平、正义的政治内涵。并且,随着文化哲学的兴盛,纯粹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议题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无论对个人和国家的解说,还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解说,归根结底都是哲学的解说。一言以蔽之,个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作为概念,都离不开哲学的审视和诠释。哲学总是某一主体的哲学,另外,哲学又内在地参与主体的构造。从“政治人”、“经济人”到“文化人”的轨迹,也就是一个国家身份与符号变迁的轨迹。与个人的面相从政治转向经济再转向文化相系,中国呈现出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的面相更迭。

对中国当代社会与思想史的书写,离不开哲学的视界。只有从哲学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出发,中国社会与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才能获得充分的诠释。经由哲学的思考,当代中国变得越来越“厚”;经由作为背景、语境和出发点的中国的“自觉”,哲学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厚”的中国和越来越“近”的哲学,无疑预示着哲学对于中国的贡献和中国对于哲学的扩展。由此,“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哲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也就不屑一顾。毫无疑问,中国必将成为哲学的国度,哲学也必将越来越多地打上中国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