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形态是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这与风水所强调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风水观念中村落的外部环境，即外部空间与人的关系最为切要，于是风水便积极地有目的地去创造“比自然更有意义的空间”，种“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精神象征方面，即它为人们找到一种表达情感和寄托希望的方式。在村落形态中，选址是首要的问题，相地选址也恰是风水的主要使命。浙江许多地区传统村落的选址十分重视风水，认为风水好坏关系到村落及宗族的兴衰，“卜其兆宅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
关于阳宅的选择，《阳宅集成》中口诀云：“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可以概括为枕山，环水，面屏的模式。兰溪社峰村的选址，正是受到这一模式的影响，被“形家所称最胜之宅兆也”。
显然，以风水择地，即可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寄托和对吉地的依赖感，同时在物质环境上又能获得一个和谐、优美的村落外部空间。
水口是村落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用以界定村落空间序列的开端，村民到此便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水口不仅是村落的入口，而且对村落的兴衰与安危起着精神主宰作用。浙江许多地区传统村落的水口常以祠庙、文昌阁、桥梁、大树等作为“关锁”，是基于风水水口处宜“障空补缺”理论的影响。兰溪姚村颇具典型：“姚氏阳基自柱竿山中，……转坤申土星，命名龙山，脱落五支，杜撰五指，犹如金龙献爪之形，后有黄土山为屏，前有小青山作案，左迴仓山，右抱象山，并耸狮山如华表。天开于北，地闭于南，小溪一带，水纳乙辰，从丁未而出，此龙山之大观也。宋景炎年间，万六始祖由绍至兰西迁，居龙山，遂为姚氏阳基。至福三公插藏龟山，得发族之地，于是人丁繁衍，富贵吉昌，才建宗祠以关水口，东佐锁潆庵，西造锁潆桥。今左增文殿，右改武宫，姚氏阳基不且益胜哉。”淳安何村在村口建有高大的文昌阁；建德新叶村的水口建有文昌阁、五谷祠和抟云塔。这种于村口建(植)高大建筑或桥梁、亭阁、大树的做法，虽然是出自一种象征意味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弥补了自然环境的不足，使景观趋于平衡与和谐。
对于那些并非理想的地理环境，风水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对村落的形态进行修正，努力使之趋于理想的格局，即所谓“趋吉避凶”。以村落形态中一个重要构成因素——水为例。风水中的水是财源和吉利的象征。池塘的形状多为半月形，因为风水中池塘的形状也是有吉凶意义，如宅前开方塘,被认为是“血盆照镜”，不吉利，云“可开半月塘”，在建德新叶村、诸暨斯宅、仙居枫树桥村、庆元大济村等许多古村落至今仍保留了一些半月塘。
民居是村落形态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民居的朝向、形式、布局及相互关系几乎都受到风水观念的控制和影响。在浙江民居中，风水的趋吉避凶处理手法，主要表现在迎合、避让、符镇等方面。
"屋式要四周端正整齐，不可尖偏斜……"这是风水对住宅外形和布局的要求。浙江传统住宅绝大多数都呈规则方正的合院布局，特殊形式的宅基很少见到。住宅的堂前原先一般设祖先牌位，因此都不开窗，这亦迎合了风水中“香火要居中，香火堂前不可开天窗”之说。风水中门在相对位置上的禁忌众多，使得住宅组群相互关系受到制约和影响。龙游、兰溪等地的传统住宅中对比自己住屋高大或凌厉的建筑，往往在门上挂镜，射其形，与之抗衡，或挂虎头牌，表示威武以压倒对方。门在风水中具有特殊的精神意义，阳宅中“三要”和“六事”都有门，门的修造受到种种禁忌，民居中的斜门和永不开的门都是吉凶观念的具体表现。
符镇是风水中避凶的主要方法之一，“若宅兆即凶，又岁月难待，惟符镇一法可保平安”(《阳宅十书》，论符镇)。长乐村西某宅，宅门正对一条大道。风水中有“凡道路冲宅，用大石一块，书‘泰山石敢当’，吉”(《阳宅十书》，论宅外形)之说，因此房主在门侧置一“泰山石敢当”石镇之，这无论在温州、宁波、还是金华、衢州一带都是如此。此外，更多的是在门上画阴阳八卦、安尖叉等符镇，以及吉祥物、吉祥语等装饰图案，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获得精神上的寄托。
风水理论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建筑文化乃至传统的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风水理论中虽然不乏封建迷信内容，然而风水理论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浙江许多古村落的选址，看中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即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宜人的小气候，前有大山，可以遮挡北部寒流，四周山水环绕，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近水可取得方便的生活和灌溉用水，地处和缓的坡地，避免洪涝之灾，山上良好的植被，可以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满足柴薪之用，在缓坡地带种植经济作物，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选址，满足了形成以农业为主，农、林、副、渔多种经营的良性生态循环，千百年来，养育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