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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台北

2021-07-28 06:27:29   星眸烟雨

台北可算是中国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其开府建城的过程,首先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六月,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奏摺,奏请清廷于艋舯创建府治,曰:“伏查艋舯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钥最早为台北建城做规划的是福建巡抚岑毓英,他的风水观是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建城工程的基准点,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开四门、十字形街道,重要轴向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他在任期间完成部分公共建筑及主要街道,但城墙尚未动工。然而岑毓英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五月十13便受命内渡,署理云贵总督;虽然当时知府为陈星城聚,但是城工大任便由有筑城经验又谙堪舆的“台湾道”刘墩接任继续督办。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中记载:“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周径一千八百余丈,环城以濠: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揭。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成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估其经费,应多需银二万余元。在工人役掇禀抚辕,求为定夺。此事究不知若何办理也。”刘墩是以山势的走向作建城的参考,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 ”,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而城内已有建设则保留当在连横的《台湾通史·卷十六城池志·台北府城》当中描述:“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择地于大佳腊堡。四年,知府陈星聚谋于绅士,捐款二十余万两,以五年正月起工,八年告竣/不过其中记载的时间有误。知府陈星聚上任后,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开始募款及收购土地工作,划定台北府城的城基与街道,而同年城内亦已有台北府衙完工。台北城内原为水田,故此时筑城工程乃以先以土地夯实为先,陈星聚在预定城墙线上植竹培土,望三、四年后能承受城墙重压。因此,光绪六、七年,因土地松软城墙先未动工,城内则先建台北府衙、文庙和考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福建巡抚岑毓英来台,亲巡台北府,随即督促陈星聚筑城工作,定下建城规模、孢台等安排妥当。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正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兴工。当初台北城的建造地点,选择在艋胛和大稻埕中间的一片水田之上。在当时台北地区繁华的市街中,尤其艋舯与大稻埕更是盛极一时,然而建城地点却选在两地之间的水田区,主要原因有三:(1)基于风水上的考量。(2)因建城须有完整而宽广的土地以供建设,而此区正合此需要。(3)府城建此,不仅可平息艋舯与大稻埕的建城这争,又能将两市街的繁荣连成一气,照顾到与其他河港聚落的联系,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前述自开始筑城时,发现这片冲积而成的水田,无法承受城门和城墙的重量,因此迟迟无法动工;再者,清末积弱官府财力匮乏,到最后由官府的主持与辖下三县(台北府辖新竹、淡水、宜兰三县)之士绅捐款,工程的展望才有起色。因此,台北城的市街及衙署等街道系统是由岑毓英所订,而城墙方位系统是由台湾道刘礅所规划,由知府陈星聚督工兴建,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番学堂,才为日后所测绘之台北城全貌(图2)。在连横的《台湾通史》中对台北府城的记载日:“⋯辟五门:东日照正,西日宝成,南日丽正,北日承恩,小南日重熙。面东北两门又筑一郭,题日:岩疆锁钥”。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台北城筑完成之后,于是台北盆地的重心逐渐移人城内,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台北城风水择方定位与街道

台北城从开设府治之始到规划方案,可以说是经过三个阶段的堪舆过程:(1)由钦差大臣沈葆桢、知府林达泉,对于台北山川形势的勘查与描述。(2其后的福建巡府岑毓英、知府陈星聚,积极筹建台北城,以“子山午向”南北轴线对到“北极星”为其基准立向。(3)到最后由素习堪舆的刘礅接任,以山势的走向以及北斗七星作为南北城墙轴线之参考而定案。

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十一)》中述及:“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 ⋯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捐。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城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 ”因此在兴工之初,台北府城的规划,是由福建巡抚岑毓英(岑宫保)划定基址;其后,由刘礅(刘道礅)接任继续督办。然复勘后更改规模。也许是由于前后不同的风水理气观念,造成内部主要街道轴线与城墙轴线产生了偏角(不同之分金线),“城墙的轴线”往“主要街道轴线”的顺时针方向旋动。街道布局方面在城墙尚末动工前,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台北城已经完成了文庙、台北府衙、城隍庙、考棚等官署建筑及主要街道系统。其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学堂、番学堂⋯等。经过刘铭传的刻意建设,当时的台北城身兼省城、府城与县城三重角色,地位非比寻常。主要街道系统呈现“人字丁交”,是由十字形变化而来;例如东门街与南门街、文武街即呈现77度的歪斜相交,建筑群落的重心则在城内的西北角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择方对城市街道发展之影响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轴线偏角,对往后街道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日据时期规划的宽度四十公尺“三线道路”就是沿着台北城墙兴建,东城墙拆除后成为“中山南路”,西城墙成为“中华路”,北城墙成为“忠孝西路”,南城墙成为“爱国西路”。日据时代,1900年,台湾历史上首次正式实施都市计划,其后数次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街道的规划也深受台北城旧址的影响,其风水选址与方位布局在默默地发酵(图4)。当初选址考量联系“艋舯”与“大稻埕”两大繁荣市街;至今犹影响台北市所谓重心区的使用与发展,台北城的旧址区域内现今大多为台北行政及文教的重心,例如:城内清代“文庙”、“武庙”的位置,现在为“司法大厦”及“北一女中”,“总统府”的位置也接近台北古城的中心位置,位也受到旧址“主要街道轴线”的影响;另外,清代“布政使司衙门”的位置,现今为“中山堂”,其他如:台北宾馆、博物馆也都在台北城的旧址区域之内。也就是说,台北城市之发展仍脱离不了当初风水选址的考量,在台北城旧址区域内,发展成行政、文教中心,“艋舯”及“大稻埕”的旧繁华市区逐渐往东、往北拓展商业范围;但是行政中心仍脱离不了当初台北城的范围框框内。北门及东、西城墙的向北东偏移l4度到l7度,以及“南门”及“小南门”的布局偏向,都深深影响台北都市街道发展与延伸。从现今台北空照图来看,不难看出城墙旧址与当初台北城风水规划的轨迹,以及对周边街道发展的影响(影响所及北至南京西路,东至新生南北路,南至中华路二段,西至淡水河畔现在台北城旧址周边地区的大部分街道,也随着城旧址的“风水轴线”呈现偏角的发展,往东边其影响力到达约三公里之外的“松江路、新生南路”;往北边其偏角影响力至两公里之外的“南京西路”,再向北就属于“大稻埕”旧繁华街区;往西边则到淡水台北城旧址与现今台北空照图比较,可看出旧有城墙与街道轨迹河边;巷弄街道皆呈偏角方向的规划。“南门”及“小南门”方位上相差了20度,因应“收水的轴线”,城旧址南面街道的发展似乎呈现“扇形”的轴线发展,西南邻接旧街区“艋舯”(图5)。台北城在清代的风水选址以及方位的布局,对于台北城市发展的影响力,似乎涵盖台北政经、文教、商业中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