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可算是中国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其开府建城的过程，首先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六月，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奏摺，奏请清廷于艋舯创建府治，曰：“伏查艋舯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钥最早为台北建城做规划的是福建巡抚岑毓英，他的风水观是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建城工程的基准点，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开四门、十字形街道，重要轴向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他在任期间完成部分公共建筑及主要街道，但城墙尚未动工。然而岑毓英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五月十13便受命内渡，署理云贵总督；虽然当时知府为陈星城聚，但是城工大任便由有筑城经验又谙堪舆的“台湾道”刘墩接任继续督办。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中记载：“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周径一千八百余丈，环城以濠：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揭。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成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估其经费，应多需银二万余元。在工人役掇禀抚辕，求为定夺。此事究不知若何办理也。”刘墩是以山势的走向作建城的参考，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 ”，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而城内已有建设则保留当在连横的《台湾通史·卷十六城池志·台北府城》当中描述：“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择地于大佳腊堡。四年，知府陈星聚谋于绅士，捐款二十余万两，以五年正月起工，八年告竣/不过其中记载的时间有误。知府陈星聚上任后，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开始募款及收购土地工作，划定台北府城的城基与街道，而同年城内亦已有台北府衙完工。台北城内原为水田，故此时筑城工程乃以先以土地夯实为先，陈星聚在预定城墙线上植竹培土，望三、四年后能承受城墙重压。因此，光绪六、七年，因土地松软城墙先未动工，城内则先建台北府衙、文庙和考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福建巡抚岑毓英来台，亲巡台北府，随即督促陈星聚筑城工作，定下建城规模、孢台等安排妥当。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正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兴工。当初台北城的建造地点，选择在艋胛和大稻埕中间的一片水田之上。在当时台北地区繁华的市街中，尤其艋舯与大稻埕更是盛极一时，然而建城地点却选在两地之间的水田区，主要原因有三：(1)基于风水上的考量。(2)因建城须有完整而宽广的土地以供建设，而此区正合此需要。(3)府城建此，不仅可平息艋舯与大稻埕的建城这争，又能将两市街的繁荣连成一气，照顾到与其他河港聚落的联系，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前述自开始筑城时，发现这片冲积而成的水田，无法承受城门和城墙的重量，因此迟迟无法动工；再者，清末积弱官府财力匮乏，到最后由官府的主持与辖下三县(台北府辖新竹、淡水、宜兰三县)之士绅捐款，工程的展望才有起色。因此，台北城的市街及衙署等街道系统是由岑毓英所订，而城墙方位系统是由台湾道刘礅所规划，由知府陈星聚督工兴建，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番学堂，才为日后所测绘之台北城全貌(图2)。在连横的《台湾通史》中对台北府城的记载日：“⋯辟五门：东日照正，西日宝成，南日丽正，北日承恩，小南日重熙。面东北两门又筑一郭，题日：岩疆锁钥”。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台北城筑完成之后，于是台北盆地的重心逐渐移人城内，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台北城风水择方定位与街道

台北城从开设府治之始到规划方案，可以说是经过三个阶段的堪舆过程：(1)由钦差大臣沈葆桢、知府林达泉，对于台北山川形势的勘查与描述。(2其后的福建巡府岑毓英、知府陈星聚，积极筹建台北城，以“子山午向”南北轴线对到“北极星”为其基准立向。(3)到最后由素习堪舆的刘礅接任，以山势的走向以及北斗七星作为南北城墙轴线之参考而定案。

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十一)》中述及：“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 ⋯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捐。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城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 ”因此在兴工之初，台北府城的规划，是由福建巡抚岑毓英(岑宫保)划定基址；其后，由刘礅(刘道礅)接任继续督办。然复勘后更改规模。也许是由于前后不同的风水理气观念，造成内部主要街道轴线与城墙轴线产生了偏角(不同之分金线)，“城墙的轴线”往“主要街道轴线”的顺时针方向旋动。街道布局方面在城墙尚末动工前，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台北城已经完成了文庙、台北府衙、城隍庙、考棚等官署建筑及主要街道系统。其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学堂、番学堂⋯等。经过刘铭传的刻意建设，当时的台北城身兼省城、府城与县城三重角色，地位非比寻常。主要街道系统呈现“人字丁交”，是由十字形变化而来；例如东门街与南门街、文武街即呈现77度的歪斜相交，建筑群落的重心则在城内的西北角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择方对城市街道发展之影响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轴线偏角，对往后街道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日据时期规划的宽度四十公尺“三线道路”就是沿着台北城墙兴建，东城墙拆除后成为“中山南路”，西城墙成为“中华路”，北城墙成为“忠孝西路”，南城墙成为“爱国西路”。日据时代，1900年，台湾历史上首次正式实施都市计划，其后数次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街道的规划也深受台北城旧址的影响，其风水选址与方位布局在默默地发酵(图4)。当初选址考量联系“艋舯”与“大稻埕”两大繁荣市街；至今犹影响台北市所谓重心区的使用与发展，台北城的旧址区域内现今大多为台北行政及文教的重心，例如：城内清代“文庙”、“武庙”的位置，现在为“司法大厦”及“北一女中”，“总统府”的位置也接近台北古城的中心位置，位也受到旧址“主要街道轴线”的影响；另外，清代“布政使司衙门”的位置，现今为“中山堂”，其他如：台北宾馆、博物馆也都在台北城的旧址区域之内。也就是说，台北城市之发展仍脱离不了当初风水选址的考量，在台北城旧址区域内，发展成行政、文教中心，“艋舯”及“大稻埕”的旧繁华市区逐渐往东、往北拓展商业范围；但是行政中心仍脱离不了当初台北城的范围框框内。北门及东、西城墙的向北东偏移l4度到l7度，以及“南门”及“小南门”的布局偏向，都深深影响台北都市街道发展与延伸。从现今台北空照图来看，不难看出城墙旧址与当初台北城风水规划的轨迹，以及对周边街道发展的影响(影响所及北至南京西路，东至新生南北路，南至中华路二段，西至淡水河畔现在台北城旧址周边地区的大部分街道，也随着城旧址的“风水轴线”呈现偏角的发展，往东边其影响力到达约三公里之外的“松江路、新生南路”；往北边其偏角影响力至两公里之外的“南京西路”，再向北就属于“大稻埕”旧繁华街区；往西边则到淡水台北城旧址与现今台北空照图比较，可看出旧有城墙与街道轨迹河边；巷弄街道皆呈偏角方向的规划。“南门”及“小南门”方位上相差了20度，因应“收水的轴线”，城旧址南面街道的发展似乎呈现“扇形”的轴线发展，西南邻接旧街区“艋舯”(图5)。台北城在清代的风水选址以及方位的布局，对于台北城市发展的影响力，似乎涵盖台北政经、文教、商业中心区域。